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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美战略新定位与中国对美博弈策略

发布时间:2021-06-07作者: 王文 

对华关系依然是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将中国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对此,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不必谈竞争而色变。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对华关系依然是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将中国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对此,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不必谈竞争而色变。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文化等领域呈现出全面崛起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中国应保持战略自信,在以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视野之争为核心的新大国竞争中做好自己的事,应对外部压力。


2021年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后,拜登便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本文从“十四五”规划的视角来看新一轮的中美博弈,对中美战略新定位、中国对美博弈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进行了分析,建议中国无惧竞争、以己为本,保持战略定力。


一、中美战略新定位


对华关系将是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拜登对华政策不会完全颠覆特朗普的对华压制策略。2021年3月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列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任务,直接强调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威胁。同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至此,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将中国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


2020年春季,拜登在竞选总统时就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长文,承诺美国要重新领导世界(1)。此外,民主党人传统上更倾向于用意识形态、人权等问题来衡量、压制对手,更倾向于发动战争或采取军事手段。民主党人执政时,中美关系往往会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例如1999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发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16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南海仲裁案等。因此,尽管中国期待与美国有更多的合作,但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将遇到来自各方相当大的压力,而不可能全面扭转特朗普时期对华压制的政策。


回顾21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一直在伙伴、对手或敌人几个选项之间摇摆。2001年,小布什执政初始就提出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战略竞争者”。而“9·11”事件则让美国将中国视为“反恐合作伙伴”。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中国应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华采取“对冲”接触政策,在防范中国的同时,有意引导中国向着与美国相似体制、被美国规训的方向发展(2)。当时,美国学者一度还提出“G2”“中美国”的说法,本质上是欲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大号的日本或英国,成为支撑美国霸权的新兴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华幻想渐渐破灭。中国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增持美债,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可惜换来的不是美国的感激,而是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的怀疑、焦虑与恐慌(3)。2015年美国经济有所恢复,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提出了“重返亚洲”等政策后,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新强调两国关系的竞争性,“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出现竞争关系”“须用强势地位管控竞争”。特朗普上台后,直接把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并称“要与中国开展一场全面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此后,又掀起了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被讥为“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甚至直接将中国称为“美国最大敌人”,明确要与中国打“新冷战”(4)。


面对“头号竞争对手”这一新称呼,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拜登就任总统后,在2021年除夕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以及2月19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均表示,无意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布林肯也强调,与中国“能合作时还是会合作”。这至少说明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被蓬佩奥带偏,不敢、不愿也做不到把中国定位为“敌人”。显然,经过20年的接触、博弈、摩擦甚至低烈度的冲突与较量,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伙伴”,也未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是逐渐明确了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


对此,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一直在努力。在2020年7月9日举办的“中美智库与媒体视频论坛”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并罕见地发表了对美的系统性政策讲话,呼吁美国“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建议两国“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重申“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呼吁“走对话合作之路”,还创造性地提出“三份清单”(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5)。在2021年2月22日举办的“蓝厅论坛”上,王毅对美国新任政府除了重申“相互尊重”“加强对话”“相向而行”等一贯主张之外,还铿锵有力地提出“相互尊重”的具体条件,即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样,美国应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要有“三个停止”,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6)。显然,外交决策者正在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进行思考。2021年3月7日,王毅在记者会中强调,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这又比过去进了一步,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战略自信。


二、中国对美博弈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


中国在对美关系上保持战略定力源自对中美两国情况及全球局势的客观分析与判断。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7)。中国在与美博弈中既具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国民底气与实操经验。中国在应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击与人权问题指责时,完全有底气批判美国自身的社会缺陷与人权问题;中国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时,不会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完全妥协,而将更加精准地予以回击,同时不放弃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中国在应对美国军事挑衅时,有实力采取反介入战略;中国在应对美国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问题上的挑衅时,将依法运用《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予以反击(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底气之基础。2020年,中国GDP已是美国的75%左右,对外货物贸易总量连续八年超过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8倍。中国对美贸易仅占中国全部贸易的11%,美国对中国而言仍然最重要,但相比过去,其重要性在下降。未来五年,中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将向亚洲区域转移,美国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下降(9)。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对美博弈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美国国力与压制对手的能力呈现衰退之势。从经济实力上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50%以上,1960年下降到4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下降到23%,为历史最低点。此后该数值略有回升,但没有超过25%。在国际领导力上,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基本摧毁了美国的软实力。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的多次调查数据显示,世界已不再把美国视为最有领导力的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中,美国非但领导不了世界,连自身都难保。从军事实力上看,在过去20年中,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的战争,没有一场可以用“完胜”来形容,这暴露出美国军事的有限性。从政治体制上看,美国国内基本陷入了“内冷战”(civil cold war)。过去四年,美国的“否决政治”愈演愈烈,屡屡令美国政府陷入瘫痪。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喜欢美式民主,甚至认为“民主是坏的”。当然,华尔街的金融实力、硅谷的科技实力、美国流行文化在全球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综合国力已沦为1945年以来最弱的境况,美国缺乏全面压制中国的可能性(10)。


当然,审慎乐观不等于无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不利条件。中国面临的第一个不利条件是,中国科技创新受到外界“卡脖子”局限。尽管近几十年中国的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甚至申请专利数量已超过美国,但在总体科技实力上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科技日报》曾罗列中国被美国卡住咽喉的25项科技清单,其中包括高端光刻机以及相关技术、芯片制造以及相关设计工程软件、个人电脑和手机操作系统以及相关工程软件、核心工业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等(11)。近年来,美国根据其制订的《国家量子倡议法》(2018)、《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倡议》(2019),以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2018)等相关法案,在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先进材料等14类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限制对华出口和技术合作,大量中国科技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美国禁止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使用Mathlab软件,这对其科研工作造成极大的不便。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在国际治理与运行体系上,美国仍在不少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如以垄断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为重心的美元霸权体系,以垄断全球16个主要海上运输通道为核心的美军霸权体系,以垄断全球话语霸权为重心的英语媒体、新媒体传播与平台体系,美国在诸多领域仍然具有“想整谁就整谁”的绝对实力。


第三个不利因素是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因素(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五独势力)有将中美两国拖入全面对抗的可能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以往的经验,本文就不再赘述。笔者一直认为,当下的世界形势随着智能科技的加速变动,“黑天鹅”事件已成为“灰犀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的常态。


三、无惧竞争,保持战略定力


早在2004年5月1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就曾自信地写道:“机遇总是垂青勇于竞争的人。”(12)此后还反复讲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13)。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时强调,“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14)。


在英语语境中,“竞争”并非负面词汇。衡量两国关系至少可以用五个“C”来进行描述,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冲突(Conflict)。“竞争”作为中性色彩词汇居中。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更有底气,不必谈“对美竞争”而色变,更不必一谈到“竞争”,就往对抗、冲突的方向联想。要知道,奥林匹克精神内核之一也是“竞争”。竞争有激烈的力争上游,竞争也不排斥相互尊重,竞争更不排除合作共生。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常态,关键在于怎样的竞争?这才是未来中国对美外交以及全球布局需要重点思考与全面践行的工作。国际社会的残酷并不在于竞争的存在,而在于国际霸权主义。当霸权国家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竞争规则并使之成为世界通行标准时,其他国家不得不被迫服从。


改革开放的40多年,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文化得以在全球层面呈现崛起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并没有寻求颠覆他国政权,亦没有出兵干预他国内政,更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冲突或任何大规模的人为灾难。相反,中国人民靠着勤劳和智慧不断为世界输送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建设实用可靠的路桥塔港,致力于解决贫困、文盲等人类痼疾。中国走的不是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压他国的邪路,而是新的大国良性竞争之路。


笔者看来,所谓“新大国竞争”,至少包含四种类型。一是楷模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国家在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是可复制的经验;二是合作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更能够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推动双边、多边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经济复苏、科技创新,并能够消除贫困、维护治安,等等;三是红利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作出更多贡献;四是视野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国家在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等问题时,能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新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只要是良性、公平的竞争,中国没有理由拒绝、逃避或害怕。70多年前,以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大国协调核心的《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本身就是力求创造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更先进的大国竞争文明。未来的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进步性。


与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中国在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时更有能力做到以中国为本位的战略自信。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再是美国一国说了算,也取决于中国怎么思考、怎样行动和如何回应。过去四年,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疯狂的遏制政策,但并没有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反观中国,对美的博弈策略是有效的,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底气、耐心与智慧,也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利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对美关系上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是极其重要的。


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动荡变革期”的说法,较为符合中美关系在未来四五年的发展特点。从这一角度看,“十四五”规划不仅是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也是应对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策略。这正是“百年变局”在实际政策中的重要体现(15)。未来四年,拜登无论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中国仍须保持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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