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加拿大学者:从六种身份看中国在G20中的角色中国 G20 全球治理 公共产品

加拿大学者:从六种身份看中国在G20中的角色

发布时间:2014-02-20作者: 约翰• 科顿 

中国在G20治理中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日益活跃的、有效的全球领袖,正在稳步地转变为更强大的领导者。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随着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停滞,经历这三次金融危机,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金融与经济保持稳定的积极提供者,而不是消费者。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将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新任领导人的选择。中国在G20治理中的作用,迄今一直为各派争论。第一派,把中国视为一个被动的、自利的国际地位寻求者,坐拥其在G20中的平等地位,保护其直接狭隘的利益,从不采取积极的举措,认为中国只是其他成员国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进行全球治理所做贡献的“搭便车者”(科顿2012)。第二派认为,中国作为日益强大的新兴国家、G20中非G8国家或金砖国家的领头羊,正在与它们建立一个牢固的联盟,挑战发达国家及其现有的全球秩序。第三派认为,伴随着地位逐渐下降的美国,中国应该构成一个新的“G20”,这将提供比G20更好的全球治理(Spence 2013)。

      第四派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其国内的精英经济学家对此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中国在G20首脑峰会中是一个积极的合作者和改革者。在《情愿的合作者》中,张斌和吴平(2011)认为,“由于其特殊的位置,不能指望美国真正履行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G20的对话,并与其他成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推动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还有人认为,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经济总量仍然只占美国的40%。G20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根据其自身的条件,为消除经济失衡做出贡献。张伯礼(2009)认为,中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权和投票权,并加强其早期预警和监督功能。

      在《合作高于一切》的文章中,王勇(2012)认为:“中国领导人已呼吁联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重振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如G20等多边合作论坛,而且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必须保持。正如中国领导人在每次G20峰会上所承诺的那样,中国政府将积极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以刺激全球经济复苏,并尽最大努力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平衡。”

      然而,这些迹象更加有力地表明,中国在G20治理中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日益活跃的、有效的全球领袖,正在稳步地转变为更强大的领导者(科顿 2013b)。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随着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停滞,经历这三次金融危机,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金融与经济保持稳定的积极提供者,而不是消费者。

      中国一直是一个有力的否决者,一贯保护其国内的特定政策选择。中国还是一个广施援手的调节者,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政策选择,推动框架及其相互评估程序(MAP)朝既定的方向前进。在其新任领导集体的推动下,中国显然正在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通过结构改革来增强内需,正如G20中主要合作伙伴早已要求的那样。在2013年,它也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即使大多数其他国家兑美元的汇率都在下降。

      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可靠的承诺遵守者,履行历次首脑会议所做出的承诺。在前六次峰会中,其执行复合比为0.35, G20成员国平均0.40。比较而言,华盛顿的得分为0.25时,G20平均为0.66。在充满危机的伦敦,中国的得分是-0.17, G20平均为0.17。然后在匹兹堡,中国上升为0.36,超过了G20的平均0.31;在多伦多,中国达到了0.50,G20平均为0.37;在首尔,是0.30,G20平均0.37。2011年11月戛纳峰会,中国则达到0.53的新高,几乎是与G20的平均新高0.54一样多(附录2)。中国的完成度在宏观经济(0.63)和金融监管(0.50)方面一直很高(附录3),在气候变化(0.80)和能源(0.56)方面也很高。

      中国一直是G20的机构建设者。中国的协议对于在1999年创建该组织是必要的,G20在2008年提升到首脑峰会的水平,使其在2009年成为各成员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一直是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者,中国在2005年主办的部长级会议上签署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权和投票权的第一份协议。在2010年首尔峰会上,其与金砖国家达成的和解,使得这份协议进入了第二阶段。

      中国一直是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支持者。自从华盛顿峰会以来,中国在财政和货币刺激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公共产品,在伦敦峰会上,中国明智地提出了增加特别提款权(SDR),在洛斯卡洛斯峰会上则建立了一个新的IMF防火墙基金。中国甚至在发达国家承诺或者实现扩大中国在IMF中的地位之前就这样做了。

      自始至终,中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都积极加入到针对具体问题的灵活的联盟中,追求和确保其多方面的利益;同时,巧妙地适应其他国家的政策偏好,以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Schrim 2013)。

      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经济实力与增长速度可能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高于G20其他成员国,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其在G20中的领导力。中国也将在未来G20议程中提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计划。(作者约翰•科顿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8 & G20 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教授 翻译:Samuel T. Overholt)